微信•专稿|徐勇：即使失败，亦是永恒
即使失败，亦是永恒
——论石一枫的《借命而生》
徐勇
评论家/徐勇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等。近几年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一百余篇，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
近几年来，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原先那种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在路上”的姿态，逐渐转变为对现实的正面强攻、直视和拷问。这从其近期的诸多作品，比如《特别能战斗》等中可以看出。随着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他的创作也越加显示出厚重、大气和成熟来。从他的小说成果来看，他的中篇似乎更比长篇要好，这从其2017年发表的中篇《借命而生》中可以感觉得到。
虽然《借命而生》就其篇幅而言接近于长篇，虽然其不免显得有些臃肿，但这部作品仍旧可以说是近几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创作的难得的佳作。这里说难得是想指出，近几年来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格局越来越小，很多大都局限在两性情感、内心救赎或日常琐事层面，这就有点像螺狮壳里做道场，比如说孙频的很多小说，虽对主人公的“幽暗意识”挖掘很深，但终究限制了小说现实表象的广度和厚度。有些作品，虽也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课题，比如说贫富两个阶层的矛盾，但多采取传奇式的笔法，就像今年度焦冲的中篇《想把月亮送给你》所显示的那样，小说最后快递小哥被女友父亲也即富人意外杀死，矛盾以一种传奇式的笔法得到解决。但问题是，矛盾仍在，只是被一种传奇式的笔法遮蔽或置换，以另一种形式显现。这样一种以传奇笔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做法，是近几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创作普遍采取的策略，其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矛盾的直面的勇气的不足和想象性解决的苍白：现实和小说之间的互文性，限制了这些小说的进一步探索。
与之相比，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则显得有些特别。它在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同时，保持了同现实的审视的距离。这样一种复杂关系，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杜湘东和许文革的性格的刻画上。他们虽然彼此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在“执拗”这一点上却是出奇的一致。这种“执拗”，决定了他们一旦认定了某种理念，便会不管不顾，即使头破血流，也会始终坚持下去。可以说，正是这一“执拗”，使得两个人同现实和时代之间构成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他们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和制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执拗”的性格投入到对时代的改造中去，虽然这一改造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毋宁说是一种虽败犹荣，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小说的叙事起讫问题。小说的故事起点是1988年，叙事的终点是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对于这样一种时间设置，可以采取逆向推理的方法解读。也就说，小说其实从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往前展开叙述的，1988年恰好是这20年历程的另一端。在这20年间，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思想状况也一变再变，从曾经的理想主义的高扬、坍塌，日常生活的困窘、琐碎，到对物质生活的赤裸裸的追逐，在这20年，中国奇迹般地迎来大国的悄然崛起。这20年，某种程度可以看成是中国梦的前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的心灵经受了最为曲折多变的时间段。小说以这一时段作为主人公人生命运变迁的时代背景，应该说内含了为中国人心灵写史的企图，这也是一部国人的“心灵外史”的记录。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作者塑造两个性格“执拗”的主人公的意图之所在。他们虽然一个是狱警，一个是在逃犯，但他们其实是心意相通的。他们几近20年代的较量，与其说是针对彼此，毋宁说是指向对现实和时代变迁的抗争。他们以他们的不屈的姿态和“执拗”的性格，表现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社会时代中某些坚硬的东西的坚守。许文革因“偷窃”皇冠轿车被当场抓获，而后关入看守所。杜湘东因许文革越狱而被钉上警察职业生涯的“耻辱柱”。表面看来，是许文革的越狱导致了杜湘东的命运改变，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杜湘东的“执拗”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的命运的突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但如果跳开这种循环来看，许文革的厄运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他的盗窃行为，放在今天也许并不显眼，但在当时却是很大的事件。但继续回溯又会发现，许文革的盗窃，一方面是为了给好友姚斌彬的母亲治病，另一方面却是源于他们的对技术的近乎痴迷的钻研精神。这种钻研精神，如果再往回溯到1980年代初，便会发现，这其实正是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典型。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曾经的现代化典型，为什么到了此时，却成为问题青年出现？同样，杜湘东也是一个有着职业理想的人，但因为许文革的越狱，他的人生一直下滑，成为了他自己所鄙视和不以为然的人物。他的人生其实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小说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转。小说只是以主人公的“执拗”的性格，及其同现实的不妥协的姿态，提出作者/叙述者自己的思考。这20年可能是一段无法言明的转折年代，但也是这段历史为繁华做了准备，构成了中国梦的必不可少的前史。小说的主人公正是在这一前史的意义上显示他们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种人生的持续下行，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并没有停留在怨恨的层面，他们默默等待，坚忍不屈，做着准备。“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这是小说结尾的一段话。那一刻，杜湘东救下了自杀的许文革，然后轰然倒地。但也是那一刻，普天之下都在庆祝北京奥运会的召开“电视机里放着焰火，苍穹布满光彩”。从这种互文性的表达中可以看到，作者并不是要写理想主义的破灭或贬值，而是把这种理想主义转为一种“执拗”或者说“轴”的性格特征，以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看似失败，但其显示出来的却是某种倔强的和高傲的内心的胜利。如果说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显示出的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标志和中国梦的亮相登场的话，这一民族伟业的热闹下，两个主人公的内心并不孤独。他们以精神形态的崇高形象矗立在现实的繁华一侧，彼此言说与互相建构。换言之，他们以他们的不屈的姿态显示出了中国梦的另一层内涵，《借命而生》的心灵史价值或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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